“货币是什么？”这是一个人们思考了几个世纪的问题。

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将货币称为“虚构的商品”，美元信用体系的建立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1944年，随着二战即将结束，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划开始了。美国怀揣着仿效英国昔日对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的雄心，利用经济和金融实力，并承诺用黄金支持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中否决了凯恩斯提出的设立多边国际清算联盟和国际支付货币“班科（bancor）”的计划，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二战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国际贸易和资金结算规模急剧增加，这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内在矛盾日益突显：一是美元面临的特里芬困境，赤字是提供流动性所必需的，但却会降低美元的价值；二是黄金的有限性与国际结算需求无限增长的矛盾。

在上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美元在一场又一场危机中跌跌撞撞，用尽了应对这种局面的所有权宜之计，最终在1971年8月放弃了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从那时起，黄金成为一种相对普通的商品，美元则成为一种“虚构的商品”。美国通过国际收支赤字向世界提供这种“虚构的商品”，美元则开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开展弹性更大的信用扩张，并用来弥补赤字问题，美元信用体系自此开始形成。

所有货币的背后是债权债务关系，无论是国家发行的，还是家庭和企业欠私人债权人的。美元信用体系的建立背后蕴含着从债权人利益为核心到债务人利益为核心这一金融底层逻辑的深刻变化。

从罗马时代起，债务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契约交换关系，欠债还钱成为金融体系运行的一条基本逻辑。美国作为一个债务国进入一战，并从一战中脱颖而出，成为欧洲金融市场的最大债权人。二战则让美国经济走出了萧条，将美国转变为世界的债权人，成为随后国际规则的主导者。此时的美国仍然恪守着债权人利益为核心的原则，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了以债权人为导向的国际金融体系方案，而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则以债务人利益为导向，强调债权国应该负有调整国际收支的责任，并且在债务国欠缺支付能力时取消过度的债务累积，消除持续的贸易和金融失衡。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几乎是一夜之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为美元在世界上的作用创造了一个新的逻辑。这一逻辑非常巧妙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美国不是普通的债务国，而是世界的银行家，其赤字是对世界的贷款，世界应该通过解除资本管制和放松金融监管来感激地接受这一公共服务。这一逻辑改变了债务国对国际收支平衡和强化财政政策约束的严格要求，使美国可以轻松地为其贸易和预算赤字融资，奉行肆意挥霍的财政政策。正如保罗·沃尔克在1974年写给亨利·基辛格的一份文件中声称，美国不需要像通常那样管理赤字，相反，他认为管理其他国家的盈余是美国的主要工作。

货币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国际秩序。一方面，货币是由国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地球上不可能有世界国家，因此也不可能有世界货币。然而，当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试图将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强加给世界时，会将资本主义矛盾的后果，如过剩的商品和资本，或对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需求，外部化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而给地缘政治经济中固有的、已经不稳定的逻辑增加新的矛盾和波动，甚至会引发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对抗。

美元信用体系的形成，使得美国政府可以引导和塑造一系列有利于其领导和支配全球的国际秩序安排，实现所谓的“霸权”。早在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就表达了对美元霸权的忿忿不平：“美国享受着美元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她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就好像小孩子们玩游戏一样，赢家同意将赚回的筹码奉还给输家，游戏却继续进行。”

美元信用体系对美国实力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发行国，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享有所谓“过度特权”，只要外国人渴望美元，美国就可以通过加快印刷速度，在世界各地投入所需的一切力量。同时，在一个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很高的世界里，美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武器，美国政府可以利用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以扩大美国法律和政策的域外影响。

美元“武器化”的力量，来源于三大支柱。

首先，《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与敌国贸易法》和《爱国者法》等立法，允许华盛顿将限制美元支付作为武器。

其次，美元的主导地位，加上先进的数字监控和分析工具，使美国政府对国际经济的运行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能够准确地对敌对者实施制裁，监控国际资金流动。

第三，2012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削减伊朗威胁和叙利亚人权法案》，使其可以获取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相关数据，并对SWIFT施加强力的政治影响。从此，金融“核弹”SWIFT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美国对全球经济活动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控制。

一旦美国拿起美元这一隐形武器，任何通过美国银行或美国支付系统流动的美元支付，都为美国起诉罪犯或对其美国资产采取行动提供了必要的联系。这使美国政府能够对非美国人与受制裁方进行贸易或为其提供资金施加了域外影响力。在一国经济运行中，仅仅是美国政府起诉的威胁，就可能破坏金融、贸易和货币市场的稳定。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利用美元来帮助推进其贸易、金融和地缘政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际法和规则的限制，也不需要代价高昂、不可预测的军事行动。正如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小约翰·康纳利在1971年所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的问题”。

在全球事务中，武器化的美元已经成为现实。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虽然将美元用作武器的成本远低于利用武装冲突来达到同样目的的成本，但这并非没有成本。在世界各地，人们对美国滥用金融制裁惩罚主权国家的行为都有明显的不满，引发了人们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秩序未来的担忧。各国央行为保安全而持有美元的理由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美元储备恰恰有可能在最需要的时候被冻结或夺走。美元武器化的潜在威胁将促使各国加快采取措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以期建立一个替代性的全球金融支付体系。

在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当一个角色被问到他是怎么破产的时候，他回答“两条路”：“逐渐地，然后突然地。”货币霸权的衰落，也正是如此。

1914年，没有一位经济学家会预测英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崩溃，但不到十年，英镑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主导地位。目前，美国股市市值占全球股市市值逾50%，美元占国际结算金额的85%，占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59%，超过一半的全球债务以美元计价，一半的全球现金也以美元的形式存在。美元作为一种安全资产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强化了它的网络效应。美元武器化带来的隐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结束美元的储备地位，但却可能会加速这种转变。

与美元霸权体系相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看到分权货币体系的好处，强烈希望摆脱掠夺性的美元信用统治，寻找一个替代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未来一段时间的竞争格局，将是“一超多强”：一超指的是美元，仍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着超然的地位，但份额缓慢而渐进地逐步降低；多强指的是欧元、人民币、黄金等替代选择，它们的份额会迅速增加。

客观而论，目前还没有哪种资产能够取代美元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的主导货币。从历史上看，欧元区一直受到财政紧缩和不愿发行集体债务的困扰，而且欧元的长期未来和稳定性并没有得到保证。人民币满足了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三个必要条件中的两个，即经济规模和保值能力，但它仍然没有符合第三个条件：深度、开放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更重要的是，以全球储备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国家必须满足外汇的外部需求，这需要巨额的贸易逆差，需要德国、中国的出口经济政策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有些国家，如俄罗斯、伊朗等，正尝试将其货币重新锚定在不易受美国或欧洲政府影响的资产上，包括黄金和大宗商品，试图构造与美元信用体系相疏离的所谓“外部货币（Outside Money）”。然而，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要求货币不要太像商品，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会面临一种惩罚性的通货紧缩。事实上，目前所有央行作为储备持有的黄金总量达11万亿美元，这显然不足以为全球95万亿美元的GDP、29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因此，黄金和大宗商品将成为储备多元化的必然选择，但并不足以成为普遍的货币锚定物。

一些技术自由主义者仍然梦想着用一个非主权、基于加密货币的体制取代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秩序。坦率地说，鉴于铸币税的中心地位以及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秩序所带来的巨大战略意义，美国当局不太可能真正允许一个基于加密的非主权体系威胁当前美元体系。脸书的天秤币（Libra）胎死腹中就是前车之鉴。

当前的地缘政治变化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都将开启一个新时代。尽管建立多极货币体系的过程将是困难的，但美元霸权受到挑战的种子已经播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某种新的金融系统，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

100年前，美元的力量被称为美元外交。二战后，尤其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这种力量演变成了美元霸权。但在挥霍了这么多年的“过度特权”后，美元的主导地位是否即将终结？时间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