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广告：一位打扮成妈妈形象的女明星出现在镜头前，说一款奶粉多么适合宝宝的肠胃，说一款洗衣粉可以洗掉贪玩的孩子身上的上百种污渍，说一款纸尿布可以让孩子远离“红屁屁”……

不过，这样的普通母亲形象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前两年让人印象深刻的那句广告词“超能女人用某某”，完美诠释了社会对于“超级妈妈”的期待。这一品牌找了几位不同行业的“成功女性”，有女明星、女舞蹈家、女作家，为她们定制了一套“超级妈妈”的说辞，同样的文体“能……能……能……我是超能女人某某某”，建构出了一个关于“超级妈妈”的神话。

之所以说它是“神话”，因为光鲜亮丽的背后掩盖了照料的危机，以及人们“不敢生”的深层原因。

“超级妈妈”既不能像传统女人那样深居闺阁，而是在社会经济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又要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完美地周旋于家务和孩子之间。她们可以很好地弥合工作与家庭之间那条巨大的鸿沟，因为照料孩子和家庭，对她而言根本不是“工作”，而是女人的“本能”或者“天赋”。

然而，在《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一书中，美国学者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每周花在家务和照料孩子上的时间，女性比男性多15个小时。这意味着，女性每年要比男性多劳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霍克希尔德将已婚男女每天8小时的全职工作称为“第一轮班”, 而将他们下班后的做家务、照料儿女等工作称为“第二轮班”。

《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著，肖索未、刘令堃、夏天 译，三联书店2021版

“超级妈妈”需要像走钢丝一样做出艰难的平衡：她们事业上越成功，就越要在家里做更多的“第二轮班”，以证明自己在家庭上的价值，否则便会被人说“不顾家”“不够女人”。而男性却恰恰相反：那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常声称自己为家为业操劳过度，理应享受更多的闲暇时光，例如运动和社交。

“第二轮班”大多由女性来承担；但社会对于“第二轮班”的价值认可，却远未达到它应有的程度。正如该书译者肖索未老师在译后记中指出的，在当下中国，照料孩子这件事，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象征意义上的价值，都缺乏足够的认可，它不仅被男性无视，也常常为（不得不）身担此重的女性所轻视。

“超级妈妈”的故事看上去很美，然而这却无法掩盖“第二轮班”并不轻松这一事实。以照料孩子为例，它与女性的职业与家务都有难以调和的冲突，乃至照料孩子这件事本身，也隐含着男女不平等，霍克希尔德将其称为“照料危机”。

工业革命之后，男性先于女性从农场走进了工厂，因此“职场的所有结构、逻辑、评价体系，都是为有妻子在家照顾孩子的男性设计的”，绝大多数工作场所，都不考虑员工的家庭需求。职场就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缩影。而随着进入职场的女性与日俱增，工作场所却并未做出相应的改变。一些公司设置了“母婴室”，却不允许母亲把婴儿带到工作场所，“母婴室”其实是“泵奶室”。讽刺的是，很多公司却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

母亲经常需要一边做家务一边看孩子，甚至还要同时应付没完没了的工作。而丈夫和妻子之间即便有所分工，也未必像看上去的那么公平。例如，丈夫负责打扫车库，妻子负责打扫房间，打扫车库看起来更辛苦但并非十分紧急，而一个“熊孩子”身边则几乎需要时刻不停地打扫。再如，丈夫负责修理汽车和电器，妻子负责做晚饭，但汽车和电器并非经常损坏，而晚饭却必须每天准时做好，还得不断翻新花样来迎合孩子的口味。

霍克希尔德对此比喻道，就像公司里的男高管和女秘书，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忙，但高管可以跟秘书说“让来电话的人等一会儿”，而秘书却通常都得“赶紧去接电话”。对女性来说，“工作和家务都在争夺她照顾孩子的时间”。

同样是照料孩子，分工上依然男女有别。丈夫更多地做那些他们愿意做的事情，例如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踢球或者逛游乐场。尽管这些事务也需要消耗不少时间精力，但却比给孩子喂奶、洗澡、换尿布，要愉快得多、“高级”得多，时间安排上通常也更灵活。更重要的是，这些事务更适合拿来炫耀自己“好爸爸”和“好老公”的形象。

面对在职场和孩子之间疲惫周旋的职场母亲，男性采用的应对策略通常有两种：成为“超级奶爸”或者上演“爸爸去哪儿了”。“超级奶爸”不过是“超级妈妈”的异性复制版，只是把同样的不平等转移到男性身上而已，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爸爸去哪儿了”式的“丧偶式育儿”，是更多男性选择的策略，看起来这让男性成功偷了懒。美国的研究就发现，丈夫平均比妻子每周多看2.7小时的电视，多参加7.5小时的娱乐活动。

“妈妈总是催我们”，这是我们从孩子口中最常听到的抱怨之一。职场妈妈的手机里需要有无数个闹钟，她们无奈地扮演了“恶人”。而父亲此时往往心安理得地看电视或者刷手机，“有事去找妈妈”是他们最常用来搪塞的口头禅。实际上，不堪重负的女性会带有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这不仅会造成家庭矛盾，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不利，最终男性也会受到伤害。这也是笔者作为一个男性，虽然可以偷懒但依然不打算生孩子的原因之一。

“要投入工作就没有时间照顾家庭”，霍克希尔德大胆地讲出了这句真话。这种矛盾，不可能也不应该由“超级妈妈”的神话来粉饰。“照料危机”不解决，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夫妻不敢生孩子。

这是很多职场夫妻无奈的选择。然而，且不说老人和年轻人在育儿理念上的分歧，带一个孩子，对老人来说已然很不容易；等到生二胎、三胎的时候，老人的精力必然难以承受。到那个时候，照料孩子的问题还没解决，照料老人的问题又接踵而至。上有四个老人，下有两三个孩子，这样的重负足以压垮一个中产家庭。

且不说保姆费用高、好保姆难找这样的现实问题，实际上，保姆也有自己的家庭，保姆也要在职业和孩子之间疲于奔命。学者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一书中指出，当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母亲决定找个菲律宾女佣，就意味着有另一群孩子失去了母亲的陪伴。这些女佣把情感付出给自己终究要离开的孩子，又用赚来的钱雇人照料自己家乡的子女。保姆被视为“外劳”而排除在现代城市之外，保姆在辛苦照料人家的同时自己又何以为家呢？

为了破解“不敢生”的困境，不少专家提出了国家支持兴建托育机构的建议。的确，从时间、精力上来看，托儿所能够减轻职场妈妈的负担。然而，照料孩子并非提供衣食那么简单，为人父母不仅是一种角色，更是一种体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是他人难以替代的。肖索未老师也认为，照料具有高度的私人性、关系性、情感性和身体性，因此不能完全由遵循标准化流程的公共机构来承担。

在笔者看来，破解“照料危机”，绝非多放假、多发补贴之类的权宜之计可以解决。本质上而言，“照料危机”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过于注重“物的再生产”而忽略“人的再生产”导致的。

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学者项飚指出，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以“人的再生产”为中心，无论是渔猎、农耕还是生儿育女，都是为了人类的繁衍和延续，而资本主义的发展让物质取代人成为社会的中心。因此，要让人们“敢生”，需要我们的社会重新认识“人的再生产”的重要性。更轻松的生育和照料，更好的教育与医疗，更清洁的水和空气……都要提升到至少与“物的再生产”同样的高度来重视。

我们也不必担心上述做法会影响经济发展。恰恰相反，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发展，都曾经走过牺牲“人的再生产”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而如今，当传统增长方式面临瓶颈的时候，“人的再生产”恰恰为切换发展动能提供了机遇。

总之，在生育和照料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的不是推广“超级妈妈”的完美形象，也不是在“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之间选择哪一面，而是对“人的再生产”给予更多的自由和福利。生不生、怎么生、怎么养应该由女性自己决定，而不是由国家或者家庭中的垄断性话语来决定。

我们的职场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更多考虑家庭而非男性的需要，在工作时间和场所上给予员工更加灵活的安排。我们的妇女组织要真正成为女性的代言人，倡导两性平等的育儿观念，推动更加平等、更具人文关怀的公共政策。我们的学者和媒体要更多关注和讲述那些普通人的育儿故事，推动男女之间对于生育和照料的相互理解。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让“人的再生产”重回历史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