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新基建、乡村振兴、大国工业……近年来，国家提出的这一系列目标与计划最终都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这也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出了需求。

然而，如何衡量我国宏观政策的实施空间？如何防范可能的风险？又该通过哪些举措使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地呢？

6月11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了光华思想力2022夏季论坛“长短结合观大势，多措并举谋大局——中国经济的短期与中长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就上述问题分享了看法。

谈及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刘俏表示，目前最大顾虑可能是公共债务的过快增长带来的巨大金融风险。

“什么是合理的债务水平？公共债务除以GDP是一个合理的债务水平衡量么？投资与融资应该锚定GDP还是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刘俏提出的这些疑问，他通过研究逐一找到了答案。

刘俏表示，GDP难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和资源动员能力以及国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的能力。以GDP作为经济政策锚定的宏观变量有可能过高估计宏观杠杆率和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者需要大量投资时会采取过度谨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政策失当反而会加大危机爆发的风险。

刘俏通过研究发现，考虑以整体价值作为宏观政策的锚，那些整体价值远大于GDP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政策空间，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也非常小。我国整体价值远远大于GDP，拥有实施宏观政策的巨大空间。面临增长动能转换，处于新旧文明交替时代，我国也拥有庞大的投资机会。1.54亿个市场主体一旦全面激活，能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而当投资收益率大于融资成本时（g＞r），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持续。

刘俏表示，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聚焦未来中国生产网络里的节点行业，解决新发展阶段的节点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增长空间和价值附加短期内有利于稳定经济，中长期有利于极大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谈及具体的政策举措，刘俏给出了几条建议：

第一，可以更大力度增加长期国债或者专项债发行。当前投资于实体经济的收益是超过融资成本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适当扩大国债或专项债规模，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非常大。甚至可以考虑发行30年或40年的长期国债，比如40年期的碳中和债等。

第二，将大规模的现金和消费券发放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选项。在货币政策传导一直不通畅的情况下，需要用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直达消费端，给全民发放消费券或者现金，能够带动消费，真正支持市场主体，消化就业压力，实现政策的精准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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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兼顾数字化转型和新基建投资与传统基建领域投资。

第四，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我国研发投入已经达到GDP的2.4%，但我国的研发投入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比例刚刚超过6%，这个数字美国是17.2%，法国是25%，大规模、长期投资于基础研究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须。

第五，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利用社会资本，通过市场化机制，推进“第二次”房改。

第六，在一定范围内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以此激活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