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个数据尤为引人关注，似乎都有些超过了市场此前的预期。它们是经济增速目标和财政赤字率。

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5.5%。此前，“5.5%左右、5%-5.5%之间、5%以上”是市场对GDP目标增速的三大“主流”预期，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将目标定在了5.5%左右，属于预期的上限，因此，一些人认为中国今年的目标“超预期”了。

而对于财政赤字率定在2.8%，则似乎强低于去年和前年的赤字率，与此前市场所预计的财政“宽松”不甚一致，亦属于“超预期”，尽管是更低。

然而，细看起来，也许并非如此。关键在于，究竟将谁作为参照系。

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但这个“高增长”建立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初的极低基数基础上，因此有一定程度的“失真”。通常我们会将两年平均值作为更有意义的分析对象，这个值是5.1%。由于2021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压力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做出“三重压力”的判断，对5.5%增长率目标的“超预期”也就因此而来。

但如果将时间再放长一些，会发现，2019年的经济增长是6%，这是从2015年的7%、2012年的近8%（7.9%）逐次有序降下来的，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换、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带来的，就很容易理解，5.5%既作为疫情尚未结束经济发展的延续，也可能更是在迈向经济运行正常化道路上重要的一步衔接。

财政赤字率也有类似状况。2.8%比去年3.2%走低0.4个百分点，降幅不小。但去年和前年的赤字率3.6%都是疫情背景下的非常态政策。有数据统计以来，中国历年赤字率都压在3%以内，即便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极端年份，亦是如此。今年的2.8%已经是历史高位，与2019年持平。这既意味着财政并未也不会紧缩，还意味着财政“纪律”重回正常化。

事实上，对于2022年的经济，去年议论得最多的可能是，中美会否有不同甚至“反向”的货币政策操作，比如说美联储加息而中国央行减息从而引起汇率、投资等一系列的震荡。

这种担忧未始没有一点道理。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另一视角看，即美联储此前的货币政策，以及其财政政策，恐怕都处在一种疫情暴发笼罩下的“非常态”阴影中。其货币“放水”的“史无前例”和财政补贴的一再发力，都事实上不具有长期性可能，而只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

也因此，对于美联储的加息，争议由来已久，鲍威尔所谓“暂时的通胀”在市场上饱受诟病，直到其通胀指数居高不下成为四十年来新高且继续刷新。对于其财政补贴，也由一开始的欢腾喜悦走向了担忧。2021年全球供应链断裂带来巨大冲击，市场认为，过高过多的补贴本是为了因疫情失业人士准备，却导致“自愿失业”者增加，劳动力不足，并成为供应链断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叠加货币财政双扩张带来的物价上涨，在引领经济复苏的本意上，似乎又开始了一种“反噬”，引发了另一些危机。

所以，美联储的加息或者缩表，本身就是在进行“正常化”的探索和回归。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两年后，尽管疫情还没有消失，防控疫情的措施也未能全球同步，但世界经济呼吁“正常化”的信号已经非常紧迫、甚至难以容得下像鲍威尔此前那样的不断迟疑了。

对于中国来说，在新冠疫情防控举措上及时、有力，已经创造了全球难得的大环境，也因此率先复工复产，率先走出衰退阴霾，率先实现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正增长，率先在全球供应链大断裂里提供了重要支撑。

所以，下一步是，迈向正常化的宽阔道路。仍需蹄疾而步稳。

从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看，或者有“三宽”来保障去向宽阔道路。

首先是“宽松”。疫情期间保持克制的货币政策或为下一步宽松留下了较充裕空间。报告提出“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相比去年两会中的说法更加积极，延续“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法，并特别提出“扩大新增贷款规模” ，继续“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宽信用”是总体趋势，且在全球通膨率较高时期，将会使用结构性工具，更加精准进行滴灌。

此外是“宽裕”。从财政上看，尽管赤字率低于2021年，但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8.4%，且2021年四季度新发行的1.2万亿新增专项债所募集资金结转到2022年使用，2022年两本账实际支出规模预计将明显增加。预计2022年广义赤字规模将显著高于2021年的8.9万亿。

接下来是“宽容”。当下政策会更加注重质量和现实效应。报告提出能耗强度目标由去年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调整为“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 支持环保和双碳战略的大方向没有改变，但在执行层面更好地保证了弹性，有助于避免因“一刀切”“运动式”减碳造成的偏差。

在此背景下，今年基建和地产也料会恢复发力。

当然，一切都是为了民生。

政策总基调延续“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而从稳增长就是稳就业，稳就业是为了保民生的底层逻辑来看，许多精细化举措都相当务实。

财政政策在“提升效能”的基础上，强调“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因此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报告提出，新增财力要下沉基层，主要用于落实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政策，促进消费、扩大需求。保障重点支出，严控一般性支出。对于专项债的使用，《报告》要求“强化绩效导向，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合理扩大使用范围，支持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开工批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施、老旧公用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

报告保持对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力度只增不减的同时，要求“大力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今年对留抵税额实行大规模退税”。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对于科技型企业和企业研发的税收优惠也在加大力度。

除了一直在提的税收减免优惠，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报告特别指出，要加大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清理力度，机关国企要带头清欠商业承兑汇票，并引导大型平台企业降低收费。这显然是深入调研后的精准“开方”。

报告亦强调保障民生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用电，并要求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总体而言，从国家经济增速到国民收入增速，从科技创新到民生保障，从旧基建到新基建，从宏观布局到疑难杂症，报告提出了目标，也给出了完成目标的办法和路径。

谁也不曾想过，一场新冠疫情将世界拖入了一种持久的“异常”状态中。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努力向正常化迈进。

今年的报告没有回避“正常化”的难度。在“三重压力”之外，还有疫情的反复，逆全球化回潮，乃至当前激烈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在这些挑战下，或者率先“正常化”尤为珍贵也更为关键，其会在当前全球分割、撕裂及疫情防控出现落差的背景中，做出“正常”的模板，引领“正常化”的轨道，让世界一步步重回正轨。